中国艺术研究院丨赓续“讲话”文脉 开启文艺新征程

  • 日期：2022-05-14
  • 来源：未知
  • 浏览量：
分享
5月1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学习强国》app发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倾心推荐，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人民网出品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也位列其中。
与此同时，由韩子勇、鲁太光执笔，祝东力、喻静参与讨论修改的文章《赓续“讲话”文脉 开启文艺新征程》也引发起业界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文中提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等既获得专家好评又得到广大观众喜爱，持续引发轰动效应的精品力作，显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强大魅力与强劲生命力。”“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则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再现了中国人民追求文明对话，创造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诗意历程，在美轮美奂的舞蹈动作中让我们体验文化之美、中国之美。”
现将文章进行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赓续“讲话”文脉 开启文艺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中国文化奋进的历史，创造了人类文化新形态。
 
回首中国文艺走过的道路，1942年5月是值得铭记的历史节点。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全部三次会议，并在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做了“引言”，在23日的第三次会议上做了“结论”。经过整理，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全文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集大成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
“延安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提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的新文艺，在中华民族最危险、最需要精神炬火的时刻，实现了中华文艺的涅槃，开辟了中华文艺的新纪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根据新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条件，坚持“延安讲话”指明的方向，努力拓展文艺内涵和外延。日新月异的新社会、新生活，触发新的文艺创造，涌现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文艺作品。之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这一过程遭遇重大挫折。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将文艺工作纳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赋予文艺以更广阔的天地，迎来了春意盎然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第二次飞跃，丰富和发展了“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精神内涵，奠定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格局，极大地拓展了文艺疆域，火热的生活与蓬勃的精神洋溢在文艺之中，满足了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基本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本清源、守正创新，领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对文化事业进行系统擘画，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进行了系统论述。之后，习近平同志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多次给文艺界回信，就文艺工作作出指示批示。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理论飞跃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已经和正在对新时代文艺工作发挥巨大引领作用，必将对新时代文艺工作产生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在“延安讲话”80周年、“北京讲话”迎来8周年之际，学习两个“讲话”，领会精神实质，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艺的伟大复兴。
 
一、开辟中华文艺新纪元
 
要想理解“延安讲话”的丰富内涵，必须先了解其产生的背景。
 
“延安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在文艺领域的重大收获。这一历史重任落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结束了长征这场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军事远征和精神远行，扼住命运的咽喉，在陕北扎稳根基后，毛泽东同志经历了理论思考最刻苦、理论思维最活跃、理论收获最丰富的人生阶段。可以说，就是在陕北，在延安，在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中，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并逐渐蔚为大观。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录159篇文章，其中有90多篇写于延安，占总数的58%。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把理论工作作为延安十年的重要活动之一，首先是因为到达延安后，全党全军正面临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新形势、新任务，他必须思考时局和党的任务，必须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必须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屡次遭受“左”或右的危害，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不够。1939年，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感叹：“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精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他更是慨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2]他下决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求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指导中国革命。他苦读深思，写下了大量理论著述，特别是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名篇《矛盾论》《实践论》，抓住“方法论”这个牛鼻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难题。不仅如此，他还屡屡号召全党学理论用理论——既要真学，更要活用。1938年12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倡议“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毛泽东同志身上。作为思想大家、文章大家，毛泽东同志博览群书、深思细辨，有极为深厚的文艺修养。他深谙文艺规律，能够抓住要害，语出机杼。有些文史著作，毛泽东同志一读再读，且结合中国革命实践进行精读，其中的精华，毛泽东同志往往能顺手拈来，并经常有点睛之评语；即使对通俗文艺作品，他也能见常人所未见、发常人所未发。比如，他在读罗贯中《三国演义》和施耐庵《水浒传》时，就指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的精彩论断。[4]这些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给革命文艺以切实指导。又如，他早年阅读《精忠传》《水浒传》等中国旧小说时，就敏锐地意识到“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5]这个不正常现象，后来阅读《水浒传》时，又从中看到“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6]，因而在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后不久，就指示他们根据自己1937年在《矛盾论》中对“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剧本。[7]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旧戏舞台上作为历史动力的劳动人民长期缺席的怪现象，指出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伟大作用，该剧才能够别出心裁、极富教育价值。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逼上梁山》在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后，毛泽东同志看了很高兴，写信盛赞他们“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8]。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现实出发，认识到文艺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到延安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随着共产党和红军立足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高地，许多进步青年，包括文学家、艺术家，纷纷奔赴延安。为了很好地发挥这些文学家、艺术家的作用，延安成立了许多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文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他关心和支持下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他亲临成立大会并讲话，称赞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因为过去我们的文艺“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他进而提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9]鲁迅艺术文学院也是由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联合发起成立的，毛泽东同志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训练文化干部的重要性，强调统一战线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作风与“艺术的指导方向”。[10]毛泽东同志还主动与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交往、交流，每当看到好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1]
 
在文艺座谈会举行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已发表了多篇关于文艺的论述、讲话，阐述了革命文艺的基本原理或重要问题。比如，1938年4月28日，他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发表演说，再次强调文艺的统一战线外，强调鲁迅艺术文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提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大观园”是全中国，希望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员要到群众中去，而且不要“走马看花”，而是要“驻马看花”，更要“下马看花”。[12]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他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并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3]这些论述与他在“延安讲话”中的观点一脉相承。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理论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文艺视为人类进步事业的有机组成，视为凝聚无产阶级精神、创建未来社会的必要手段，特别重视文艺之于无产阶级解放的作用，重视文艺的人民性品格。与此相适应，他们将文艺视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视为其整体批判理论的必要一环，因而高度重视文艺的能动性，即实践品格。从这样的思想要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文艺的美学特质、作用。由于革命形势的飞跃，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往前推进了一步，其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并强调党的文学是为劳动人民，为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艺工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也向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根本要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浪淘沙，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想潮流的竞逐争鸣中胜出，成为思想主潮，成为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思想。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大力倡扬下，在鲁迅为首的进步文艺家倾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应运而生，并在进步文艺实践中考验自己，发展自己，丰富自己。这一过程极其艰难，也极其光荣，诚如鲁迅所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14]。发展中的进步文艺也遇到一些深层次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先进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表现在具体实践中，就是进步文艺如何与人民大众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进步文艺就无法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正是毛泽东同志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样，毛泽东同志很少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放到革命事业全局中考虑，在对中国作出历史定位的过程中对文艺进行定位。具体来说，就是在确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基础上，确认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以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5]在这样的格局中，中国文艺的历史定位豁然开朗：“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6]，“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7]，必须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将进步文艺定性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明确了进步文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明确了进步文艺必须经历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洗礼，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方法问题、学习问题迎刃而解。从这一前提出发，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回答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和“如何为”的问题，明确提出，进步文艺要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关于“如何为”的问题，他未拘泥于文艺内部来回答，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转变思想情感和立场。毛泽东同志指出，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如果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仅解决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情感问题，解决了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解决了普及与提高等文艺工作的内部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18]，进而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看，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这个核心命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那里未能展开，而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进展，随着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在毛泽东同志这里，在《五四运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在“延安讲话”中得到了系统解答，成为在进步文艺实践中不断被推进的创造性活动。正是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科学解答，“延安讲话”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首个集大成的重要成果，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成果，从而对世界进步文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璀璨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在这真理之光照耀下，在历史斗争的高温高压的熔炉里，一切都在冶炼锻造，一切都在升华涅槃。“延安讲话”就是这文明重生的甜美收获。
 
在“延安讲话”精神引领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革新文艺机制、健全文艺组织、壮大文艺队伍、繁荣文艺创作，再造中华美学，开辟了中华文艺的新纪元。其最卓越的贡献在于更新文艺观念，释放文艺能量，将文艺从传统中国的宫廷、庙堂之中解放出来，将其从西方个人主义的书斋、象牙塔之中解放出来。文艺真正与无数的人和无穷的远方有了关联，文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在这样的前提下，文艺在多个维度上发生嬗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中华文艺迎来了盛况空前的局面。
 
秧歌，这千百年来流传乡里的民间娱乐，在“延安讲话”精神照耀下，成为传达时代变化的最佳肢体语言，《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一演风行，从此，延安的新秧歌，大踏步地引领着人们走向新中国，欢快有力的挥舞扭动，定格为胜利、解放、新世界的表征。西方木刻版画和中国深厚的年画传统，在延安的革命熔炉中相碰撞，形成延安版画运动，迎来了彦涵、古元、力群等一批优秀的版画家，涌现了《豆选》《割草》《离婚诉》等一批优秀版画作品。一把刻刀、一块木板，刻出了最生动的中国形象、最分明的中国风骨、最强劲的中国精神，难怪徐悲鸿初看古元延安时期的版画就感叹古元为“中国艺术界中之一卓越之天才”，预言“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19]。陕北民歌，这原本层累了农民无尽辛苦、寄寓着农民微茫心愿，因而不无酸辛、高亢热烈、下里巴人的曲调，经历革命文艺改造，化酸辛为甜美、变自嘲为自豪、使空想成理想，像燎原炬火，点燃了陕北，点燃了中国，唱响了“东方红”，唱出了新生活。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因素在新生中综合，在综合中新生，催生了进步文艺的“高峰”之作。早在“延安讲话”之前，《黄河大合唱》就把中华民族儿女追求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意志以空前激越的形式展现出来，让中国乃至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无尽潜能，让中国和世界意识到了进步文艺所开创的阔大境界与可能的高度。“延安讲话”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创造进步文艺经典，民族歌剧《白毛女》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不仅在歌剧的民族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的歌剧”，而且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扬弃了封建的悲剧，将其升级为人民胜利的凯歌，在一曲“北风吹”中让人深味旧社会的悲凉，更在“太阳出来了”的高亢旋律中让人奋起、奋争、奋斗，迎接明朗的未来世界。
 
在进步文艺的声声凯歌中，中国凤凰涅槃，迎来新生。
 
二、开拓人民文艺新疆域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0]随着中国革命全面胜利，改造旧世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好地指导文艺工作的任务也提了出来，具体来说，就是团结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改造旧文艺、建设新文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新文艺秩序，拓展人民文艺新疆域，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可视为这一阶段的开端。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与会者“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21]的热情称谓，就是一个明确信号。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也都围绕着“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这个核心命题展开。1951年4月3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都是这一命题的深化拓展。继“延安讲话”激发的进步文艺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史诗、社会主义文艺民族形式、民间艺术改造等方面都继续深耕、扩大领域，收获多多。柳青放弃相对优渥的工作、生活条件，扎根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创作了反映社会主义新生的史诗之作《创业史》。赵树理不愿做文坛作家，甘做“文摊”作家，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呕心沥血，改造、发展民间文艺，感人至深。这些实践至今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196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全国各方面的艺术家通力合作，集体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创了歌唱、舞蹈和戏剧元素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型歌舞表演新范式。传唱。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首演的《长征组歌》，以合唱的形式再现了长征艰险而光荣的历程，展现了为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一切牺牲的伟大长征精神，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激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听众，成为我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错误和“左”倾干扰，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末，社会陷入动荡，文化、文艺领域是重灾区之一，直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问题才得到纠正。面对着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局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求索，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基于这一理论思考，党中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23]，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正是基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定位，基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于我们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要求，我们党才能够正确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文艺政策，改善文艺领导，使文艺界迎来了春天。
 
1978年3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把“双百”方针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祝词，强调“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同时强调“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24]。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立为新时期党领导文艺的总路线。“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不仅能更完整全面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是党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社论为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奠定了基调。这一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可以看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利益多元的新时期，党对文艺的领导越来越灵活，赋予文艺工作者以更大的自由，但同时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文艺越来越疏离主流价值观，忽视社会效益，甚至出现一些散布腐朽思想、颓废情绪以及传播封建迷信、渲染色情暴力的东西，危害党和人民事业，损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迷失方向的风险，任由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途。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进一步优化文艺政策，提升管理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口号，经过文艺战线上一些领导者和理论家的深入研究、总结，内涵不断丰富。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他还对“主旋律”的内涵作了具体阐述，指出：“弘扬主旋律，就是要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同时强调“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劳动，需要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应该尊重和爱护他们的辛勤劳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形成一种鼓励探索与创造的良好环境和气氛”。[25]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文艺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为念，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艺术创作融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反映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创造，奏响时代主旋律”。[26]“主旋律”与“多样化”作为党领导文艺的基本方法被确立下来，对新文艺格局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文艺事业、文化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民文艺的疆域，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在文艺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反映。
 
在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中，既有激动人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场景，又有中国人民默默无闻而又步履不停的求索身影，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以一滴水反映整个太阳光辉的方式告诉人们，科学的春天是怎样来到中国又是怎样普照中国大地的。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不仅以热情饱满的笔触展现中国人民迎接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豪情，而且以恢弘壮阔的画面再现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苦难辉煌历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电影《大决战》（三部六集），全景地展示了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决战，告诉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自何处，又将走向何方。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既热情满怀地讴歌集体事业，歌颂集体主义精神，又情真意切地关注“平凡的世界”中的普通劳动者，讲述平凡的人物并不平凡的故事和精神，鼓舞全体中国人同心共情、携手并肩、勉力向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以多种多样的形式立体地展示了中国人民日益舒展的生活、舒畅的心情、舒心的日子，比如，一听到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我们就充满憧憬和力量，感受到时代旋律的交响。
 
在“春天”的美妙旋律中，中国走进新时代。
 
三、开启伟大复兴的文艺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重视文艺工作的政党。习近平同志尤其重视文艺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全局和战略高度，亲自谋划、部署、指导推动新时代文艺工作。2014年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2016年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2019年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2020年出席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2021年出席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都发表了重要讲话；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为标题性段落加以阐述。习近平同志2017年给乌兰牧骑队员回信，2018年给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2019年致信祝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2020年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2021年给中国国家话剧院艺术家回信，还针对文艺界相关艺术门类存在的问题作出许多重要指示批示。
 
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是指导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定盘星和指南针，是开创新时代文艺工作最新最权威的教科书，为繁荣发展新时代文艺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同志重视文艺工作，是基于对党情国情世情的深入思考，基于对人类历史处于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的科学锚定。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就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屡屡强调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2012年11月15日履新当天，会见中外记者时，习近平同志就谈到文化问题，谈到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此后，文化问题，特别是文化自信问题就成为习近平同志论述中的关键词。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更是创造性地拓展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起纳入“四个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7]习近平同志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来源进行系统梳理，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8]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提高了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强调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基础作用，而且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举旗定向，亲自谋划、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鲜明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9]，科学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基因和特质，辩证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精辟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治国理政等基础、根基、血脉、源泉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借鉴、滋养、启迪意义，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的纽带作用、认同功能，阐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的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突出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明确要求深入挖掘阐发传统文化精髓、构建中国文化基因理念体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论述，把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迎来变革性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就，使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影响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自信自豪。
 
正是对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升级，使文化自信和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成了新时代必须思考的重要理论命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和未来，必然为文艺提供丰厚滋养和长足动力，决定着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但在看到文化对于文艺的滋育功能时，也要看到文艺对于文化能动的反作用，看到优秀文艺作品是文化最可靠的来源，看到正是一代代文艺名家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丰富丰满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形成悠悠文脉，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艺还是决定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持续不断地创作出大量优秀文艺作品，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质量必然会持续提升，成为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文化名国，反之亦然。中华民族之所以百折不挠，历千难万险而屡获新生，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数文艺家以笔为旗，动心用情，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照亮了民族前行的路。
 
正是在这样的辩证关系中，习近平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殷切期望得以彰显，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使命要求得以彰显，那就是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历史的大变革，清晰地认识到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歌与呼，用创作汇聚起澎湃的中国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与历史上相比，我们面临的任务更艰巨、挑战更艰难。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局势，是全球变化。我们的文艺工作不仅要面对国内需要和挑战，还要面对国际需要和挑战。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全球交往如此发达，“世界文学”好像就在眼前，但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全球交流变得如此困难。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在“北京讲话”中才开宗明义，提出自己是在世界发展大势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格局中审视文艺工作。只有在这样宏阔的理论视野中，文艺的作用、文化的作用才洞若观火、历历分明：“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0]
 
这首先涉及文化领导权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这一命题提醒我们，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竞争不同，文化领导权之争是一场更为长期而艰巨的竞争，其开展方式往往隐而不彰，其后果也往往潜滋暗长、影响深远，因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长治久安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这也提醒我们，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文化领导权之争不仅并未因此而结束，毋宁说变得更激烈，形势也更严峻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围、渗透和颠覆从未停止，而且，与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愈演愈烈。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民群众需求日渐提高、诉求日益多元等问题，面临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冲击等问题。在文化领导权竞争中，文艺的作用不可或缺。当一个民族、国家的文艺能量充沛、深入人心时，党对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领导权必然稳固。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在“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才一再强调中国精神，强调文化自觉，强调文化自信，并对文艺领域存在的“‘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问题，对“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对“套用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人的审美”的问题提出警示。[31]因为我们今天穿行的是历史峡谷般的百年变局，异常复杂峻急的全球结构，在这样的全球结构和价值空间中，所可能遇到的湍流逆浪、暗礁险滩，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爬坡过坎、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要承受的压力和挑战，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为此，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凝神潜心，创作大量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基固本。
 
这还涉及人类文明交流问题。中国共产党是秉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不仅承担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任，还承担着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为人类文明发展奋斗、为建设人类共同价值奋斗的重任。为此，中国不但一再呼吁世界各国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以自己具体生动的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中国经验。因而，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中国丰富多彩的实践，特别是当代实践，以中国故事参与世界文明叙事，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克服文明冲突，文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在“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才称文艺是“世界语言”，才语重心长地提醒广大文艺工作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世界人民想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这一需求十分巨大，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身感受远远无法满足，“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32]由此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关心。
 
当然，这更涉及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经历长期奋斗，我国总体实现小康，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项事业全面开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不仅在宏观上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提升发展质量”的要求，而且也切中了文艺领域的内在问题：经历新时期以来的调整，我国在文艺创作、生产等方面取得了极大成绩，特别是数量方面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跟改革开放初期供应不足的情况相比，有霄壤之别，但随着数量激增，一个问题也凸显出来，那就是文艺作品、产品质量相对不高，优秀文艺作品数量较少，更有甚者，存在严重问题，“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33]
 
文艺尤其重视质量，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影响力胜过千万部一般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在“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才直言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34]。而这又与社会上道德失序、文化失衡、文明失意等现象密切相关，容不得半点忽视。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才格外重视文艺作品质量问题，直言“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求“把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劝诫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创作为中心任务、以作品为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35]
 
这一切都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北京讲话”，是一个有机整体，总体看，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创作优秀文艺作品问题，即指引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作出越来越多的优秀文艺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艰难而壮丽的事业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与情感能量。如果将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置于党和国家文艺政策发展史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习近平同志对创作优秀文艺作品问题是何等的重视，是他首次将创作优秀文艺作品问题提到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北京讲话”单列一部分，拿出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从文章格局上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这是第一次。他还一以贯之地关注这个问题，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评价尺度、优秀文艺作品的作用、影响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思考之深，可谓空前。在历次文艺工作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勉广大文艺工作者全心全意创作优秀文艺作品，可谓苦口婆心、自成体系，其中深意，发人深思。
 
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使然。优秀文艺作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从文艺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始终高度重视文艺作品质量，总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高度出发讨论文艺问题，总是希望无产阶级能够诞生自己的但丁。与他们一样，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十分重视文艺作品质量，但由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原因，具体来说就是，在革命时期，进步文艺是在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战争环境中发展的，始终面临着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因而毛泽东同志在思考文艺问题时，首先关注的必然是普及问题，是文艺如何进入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他才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难题。与毛泽东同志一脉相承，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领导、指导文艺政策调整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拓展人民文艺的内涵问题，是如何丰富发展人民文艺的问题，是解决人民群众精神食粮匮乏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困扰文艺工作的老大难问题，解放、发展了文艺生产力，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问题。在这个脉络中观察，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创作优秀文艺作品问题的理论价值就凸显出来：这既是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发展现状进行科学研判的结果，即发现文艺作品质量已成为制约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核心问题后作出的针对性部署，同时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进行重新定位的结果，即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阶段，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我国文艺工作已解决了助推中国革命、改革开放的任务，到了提质升级，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阶段，因而作品质量就成为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习近平同志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第三次理论飞跃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北京讲话”发表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着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瞩目时代发展的生动图景，倾听时代发展的坚定足音，把握时代发展的活跃脉搏，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围绕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围绕着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等，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作品，开展系列文艺活动，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更令人高兴的是，出现了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山海情》《觉醒年代》、歌曲《不忘初心》、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孔子》、电影《流浪地球》《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等既获得专家好评又得到广大观众喜爱，持续引发轰动效应的精品力作，显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强大魅力与强劲生命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和电视剧《觉醒年代》，让我们重温信仰的力量、理想的魅力，使之果真如“电波”一样，跨越遥远的时空，逶迤而来，再次跃动在中国大地上，并永远传续下去。电视剧《山海情》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多么的坚韧不拔，让我们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乃至牺牲，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代表，从党员干部到知识分子，再到每一位普通劳动者，在这个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也改造自己的实践中是多么的美丽，其形象令人泪目。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则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再现了中国人民追求文明对话，创造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诗意历程，在美轮美奂的舞蹈动作中让我们体验文化之美、中国之美。更震撼的是，举全国文艺界之力创作了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以空前强大的气魄、空前开阔的时空、空前绚丽的方式，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奋斗新时期、开启新征程的壮阔历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新道路、建设新生活、创造新文明的非凡业绩，振奋了全党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信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中国人民的美丽姿容、中国精神的开放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重大的文艺收获。
 
尽管已经取得了以上成绩，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文艺工作提出的新使命要求相比，我们的文艺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精品力作数量还是较少，没有建立起稳定的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机制，还未形成优秀文艺作品竞相迸流的局面，文化自觉意识需要继续提升，文化强国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为此，广大文艺工作者仍需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延安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感悟、用情创作，尽快推动形成优秀文艺作品涌流的新局面，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执笔人：韩子勇、鲁太光
祝东力、喻静参与讨论修改
2022年5月10日定稿
参考文献
[1]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8页。
[2]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4页。
[3]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4]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文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6页。
[5]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文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
[6]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文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
[7]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文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7页。
[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8页。
[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1]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3页。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19页。
[1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14]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1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1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1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1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5页。
[19] 曹文汉：《古元传》，吉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页。
[21]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3页。
[22]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3]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
[24]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0—211页。
[25]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3月7日。
[26]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 年11 月23 日。
[27] 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2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29] 《求是》2021年第14期。
[30]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3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28、32页。
[3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9、16、17页。
[3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3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35]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8页。